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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朔的真实与局限 文/韩鲁珩
王朔是中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著名作家,具有广泛的受众和影响力。王朔以真实敢言著称,同时也有流氓痞气的恶评。王朔说的真实究竟是什么,在真实的背后的价值观,人生观又是什么,王朔言论的积极和局限性在哪里,本质是什么,等等所有这些恰恰是人们普遍忽略或者混淆的关键所在。
1, 我所看到的王朔的人生观和价值观
一,真诚的坏胜过虚伪的好(价值观)这是王朔最核心的价值标尺。他宁要做一个坦荡的流氓,也绝不做伪君子。捍卫真实: 他在小说里写的那帮痞子,虽然游手好闲、满嘴脏话,但他们不装。他们承认自己贪财、好色、怕死。解构伪善: 他最恨“满嘴仁义道德,一肚子男盗女娼”。他用痞气作为武器,去刺破那些道貌岸然的肥皂泡。
二, 王朔的处世哲学(人生观),可以用他著名的那句“我是流氓我怕谁”来概括(这句话其实是一种防御姿态)。拒绝被规划: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,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和规训里。关注当下与自我: 既然宏大叙事是靠不住的,那就关注眼前的生活、具体的痛苦和快乐。他后期走向对女儿的深情、对自身精神内核的挖掘,都是回归到“人”本身。
三, 概括而言王朔的世界观就是“自由”,在这个充满虚张声势的世界里,保持清醒,承认自己的局限与自私,真实地活着。别去跪拜任何人,也别让任何人骑在你头上。他用一辈子的冒犯和批判,其实就换来两个字:自由。一种不被任何人洗脑、不向任何权威低头的精神自由。
简而言之。王朔的人生观,价值观和世界观就是蔑视权威和规则的世俗和本能的真实与自由。
2,王朔的真实与自由的积极意义
王朔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地标,正是因为他的这把真实的“解构手术刀”,在当时切割了社会的真实病灶。他的批判不仅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意义,而且有着极强的精准具体针对性。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转折期(80年代末到90年代),王朔针对的是两种非常具体的社会毒瘤:
针对“政治说教与道德绑架”的双重束缚: 经历过狂热时代的人都明白,当时的话语体系里充斥着大量的空洞口号。那些满嘴“奉献、崇高、牺牲”的人,很多时候是在要求别人牺牲,自己却在捞取利益。王朔用最俗、最市侩的语言去对冲这些大话、空话。他用“我是流氓我怕谁”来对付“我是圣人你听我的”。在这种具体的语境下,他的“装”不是针对文明礼仪,而是针对“用崇高包装出来的欺骗”。他扒掉这层皮,把普通人从沉重的道德枷锁中解放了出来。
针对“文化精英的圈子特权”: 他批判金庸、批判文学经典,针对的是当时文坛、学界那种“老子垄断了审美解释权”的傲慢。某些文化精英抱团垄断话语权,把持着什么是高雅、什么是低俗的标准。王朔用一口北京街头的大白话,把这层精英政治和文化垄断的厚墙给砸开了一个大口子。他告诉老百姓:别听他们忽悠,你们的喜怒哀乐、世俗欲望同样有价值。
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“尊者讳”、“跪拜权威”。王朔通过把一切偶像(从古代经典到当代文坛泰斗)拉下神坛、进行市井化的嘲弄,客观上做了一场极其粗暴但有效的平权启蒙。他让整整一代年轻人在心理上完成了对权威文化意识的“断奶”——原来那些高不可攀的东西,也可以被调侃、被质疑、被拒绝。由此,人们获得了思想上的自由解放。
3,王朔的真实和自由的局限性
一,真实的混淆。
在心理学和人格结构中,人性是分层次的。动物本能(弗洛伊德所谓的“本我”): 饿了要吃,渴了要喝,仇恨了要杀戮,嫉妒了要掠夺。这些欲望确实是“真”的,绝对不掺假。文明人格(“自我”与“超我”): 人之所以成为人,是因为我们在进化中发展出了理性、同理心、责任感以及对更高秩序的敬畏。
王朔的认知误区在于:他把“本能的真实”,等同于了“人性人格的真实”。 流氓、强盗顺从本能去烧杀抢掠,其心理过程确实没有“欺骗”,但这不叫真诚,这叫未进化完全的野蛮。人类文明的进化标杆,从来不是看谁保留的动物本能更纯粹,而是看人类如何在一个充满本能欲望的躯壳里,通过理性和intentional restraint(有意的克制),塑造出一个具有神圣神采的、完整的人格。王朔因为痛恨“伪超我”(虚伪的道德灌输),索性把“超我”和“自我”全部砸碎,退回到“本我”的原始本能的泥潭里。
二,自由的本能与自由的自我限制的模糊
动物的自由是依据本能,无所顾忌,而人类的自由则是有着严格的社会性边界,绝对不是随心所欲。王朔所宣扬的自由,本质上是一种向下的退化(Regression)。他认为解脱了文化、礼仪、经典的束缚就是自由,其实是把人类好不容易从动物界爬出来的进化成果,又主动退还了回去。他追求的不是精神的飞升,而是本能的释放。这种建立在“原生本能认知误区”上的自由,是人类文明退化,而文明恰恰是人类在自然万物脱颖而出的根本。
我们以客观实事求是态度讨论王朔,既认识王朔的批判的积极现实意义,也必须认识到他的文明认知的局限性。首先,真实只是人类的社会属性的一部分,没有善恶之分;其次,真实不是文明属性,而文明是构成人性,人格的基础,把人类与动物区分的标志。我们必须承认,虚假,伪装,以至于礼仪,道德意识,社会规则恰恰就是文明的一部分。所谓的虚假必须从文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,装”创造了神圣感: 当人类开始用树叶遮盖生殖器,或者用仪式去规范繁衍与死亡时,人类就发明了“隐私”与“禁忌”。有了隐私,人类才有了真正的内心世界;有了禁忌,粗暴的性欲才升华为爱情,丛林的杀戮才转化为法律。文明的起点,从来不是大方地展示兽性,而恰恰始于人类学会了“装”——学会了掩盖、克制与人为的建构。
今天回顾王朔的言论,积极意义在于剥掉了那些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,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皇帝的新装,遗憾在于王朔缺乏对于文明的认知,混淆了人性与兽性的区别,以自由的名义陷入世俗本能的虚无之中,失去人类自由的边界。尽管流氓很真实,但文明社会不需要肆无忌惮的流氓。人类社会需要解构,更需要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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